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老师?

发布:2021-10-12 09:54:29 公众号:人物 查看原文: 阅读:100001


语文跟每个人相关。它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学,还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

 

这是一个语文老师的故事。也是一群语文老师的故事。这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一个人遇到过很好的语文老师,被好的语文教育滋养过,最终自己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好的语文教育究竟能带给一个人什么?毕业多年后,他的学生们给出了回答:那是独立的人格、丰沛的精神生活、无功利的阅读习惯,和遵从内心的勇气。





 

文丨罗芊
编辑丨鱼鹰
图丨受访者(除署名外)

 

 

 

巴赫曼先生

 

故事或许可以从巴赫曼先生讲起。

 

今年春天,柏林国际电影节展映了一部纪录片,名叫《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片子很长,217分钟,节奏也很慢,很朴素地记录了一位老师和学生们的相处。纪录片现身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本就不多见,这部片子最后还拿了银熊评审团奖。

 

电影中的老师巴赫曼先生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德国大叔,他年轻时是个艺术家,迫于生计才做了老师。一开始,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本来是去拍小孩子初恋的故事,结果发现,这位巴赫曼先生一聊起学校就没完没了,镜头于是转向师与生。

 

巴赫曼先生所在的施塔特阿伦多夫是一座小镇,人口两万出头,其中七成有移民背景,1/4的人没有德国国籍,他班上20人不到,却来自12个国家,有些孩子还没完全掌握德语——要教这样一群正值青春期,家庭背景和学习进度都大不相同的孩子,难度可见一斑。

 

但巴赫曼先生不焦灼。他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笃定又平和。导演跟拍了他两年,学校里麻烦事不少,几乎没见他发过脾气。一个最常见的画面是,他坐在讲台上,或坐在树下,一群孩子围着他,他抱把吉他,或是拿本书,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阅读、聊天。

 

巴赫曼先生带的班级每周都会集体阅读,阅读姿势不限,怎么舒服怎么来,靠在沙发上,坐在桌子上,甚至钻到座位底下,都没有问题。读什么书也按兴趣来,想读什么读什么,每当集体阅读时,教室总是很安静,巴赫曼先生会找个角落,和大家一起读书。


巴赫曼先生和孩子们一起读书 


他很愿意引导孩子们讨论更深层次的议题,包括「什么是祖国」、「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讨论同性恋议题时,一位女同学说,她觉得同性恋「恶心」,巴赫曼先生不会评判她的想法,而是与之讨论为什么,很真诚地问她,人类和人类相爱为什么会觉得恶心呢?


影片中,巴赫曼先生像个胖胖的影子,孩子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们相差几十岁,语言还有点不通,却总是聊天。他们聊性,聊原生家庭,聊嫉妒。巴赫曼不仅倾听,也交付自己,朋友不就该这样——孩子们知道他谈过几个女朋友,也知道他的童年伤心事,知道他父亲周末可以喝掉一整箱啤酒,喝醉后变得粗鲁,以至于他小时候放假总不愿回家,总去踢球。

 

他们还一起办篝火晚会,巴赫曼先生弹吉他,他们一起唱《knockin’on heaven’s door》,也唱以色列民谣《shalom chaverim》,有个女孩唱歌不错,他便鼓励,「即使周围这么吵,你的歌声仍然合上了E小调。你相当有天赋,真的。」

 

有一个急躁的男孩,玩一个简单的堆石子游戏,把三块石头摞在一起就算成功,男孩尝试几次都失败,就放弃了,巴赫曼先生会默默演示,把三块石头摞好,推倒,鼓励男孩再试试。终于,男孩成功了,他兴奋地要拍照发在社交平台,巴赫曼先生在一边笑,「你可以写上,巴赫曼先生很开心。」

 

作为老师,巴赫曼先生并不看重分数。发试卷时,他会鼓励成绩垫底的同学,「你表现很好,上课会经常举手」,他还告诉班上的每一位同学:「成绩只是暂时的,分数根本无法代表你们,它只是某一瞬间的影像,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和年轻人,你们要坚守这份纯真。」

 

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接受采访时曾说,相处两年多,她特别喜欢这个班级的气氛,学生们语言都不太通,却会突然大喊,「我爱我们班!」或者「我好喜欢老师!」这样直接的表达方式让她深深着迷。她也时常能见到一些学生下课了也坐在教室里,就因为「喜欢待在班里」。

 

在这部纪录片里,玛利亚·施佩特使用了大量的空镜。工厂、森林、山坡、火车,这个城市天黑得很早,她能闻到空气中似乎飘着巧克力的味道,还有工厂的气息。难以置信,在这样一个偏僻又荒凉的小镇上,存在一个如此温柔又开放的课堂。

 

今年夏天,北京一家咖啡馆里,青年导演仇晟同我提起这部纪录片。他希望我去看看,在一个知识水平参差、原生家庭混乱的环境下,巴赫曼先生如何带领学生去做一些美的教育,「维持一个理想国」——在柏林影展的放映现场,他深深地被这位老师触动。

 

他说,这部纪录片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


 巴赫曼先生弹着吉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 



一扇干干净净的窗

 

《郭初阳的语文课》——这是一套书的名称,也是认识郭初阳最好的方式。

 

那套书记录了郭初阳的十堂语文课,其中一堂,讲的是莫泊桑的《项链》。故事讲一位叫玛蒂尔德的姑娘为了参加晚会,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不料意外丢失,于是借钱买了新项链还给朋友。为了还债,她从此节衣缩食,劳苦十年,最终发现,原来她借到的,是一串假项链。

 

按照传统教学方向,许多老师会将《项链》视为一个女性追求虚荣的故事,但郭初阳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去读莫泊桑的《论女性》,读莫泊桑的随笔,了解作者的创作观,最后对文本作出「属于自己的、新鲜的阐释」——他认为,莫泊桑虽极力克制,却依然在文字中流露出了对玛蒂尔德的惋惜。《项链》并不是一个关于虚荣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女性对抗命运的故事。

 

更让人惊叹的是,郭初阳通过反复精读文本,发现了《项链》的故事模型——《灰姑娘》,两个故事有太多相似的要素:舞会、马车、丢失的东西、午夜时的逃跑,但内核却是截然不同的——灰姑娘因爱情跨越了阶级,获得了幸福的结局,玛蒂尔德却失去了十年的青春,人生滑落。灰姑娘的故事写的是青春,莫泊桑写的是衰老。「莫泊桑很有意识地写了一个『反灰姑娘』的故事。」

 

郭初阳的这堂《项链》,带着学生从人物,到故事模型,最后回到作者莫泊桑——莫泊桑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痛苦多、欢乐少,笼罩着一片悲观主义凉雾的世界。

 

下课时,他还留下两个问题:1、中国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模式」与欧洲大陆的「灰姑娘模式」有何异同?2、有关盲作家,从古希腊的荷马,到英国的弥尔顿,到莫泊桑,创作《项链》时,莫泊桑几近失明,盲作家的生命体验与他们的创作之间有何关系?


《郭初阳的语文课》


这就是仇晟受到的中学语文教育。

 

这对师生相识于2005年的杭州外国语学校,一片自由之地。那里的学生都经过选拔,入学考试分两场,笔试可能是在无纸笔的情况下听一段时长将近一小时的录音,再发试卷根据录音里的信息答题,口试则是复读老师读的一段不知名小语种——只有学习能力强,语言天赋好的孩子才能被选上。

 

仇晟念中学那会儿,杭外的学生没什么升学压力,因为高三保送/自招名额数量可以用「惊人」来形容,还有大量海外高校可供选择,当时仇晟所在的班级,大多数学生没有参加过高考。

 

郭初阳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杭外上课,讲的是鲁迅的《最先与最后》,因为学生底子太好,上得实在太顺了,他准备了55分钟的材料,半小时就讲完了。一个问题下去,大家讨论一下,聊一聊,马上举手,站起来就是正确答案。他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好的学生,惊呆了。

 

郭初阳在这所学校任教了6年。这里的老师大多都很特别,仇晟记得,隔壁班有个语文老师叫倪江,时常从他们班走廊经过,见他们在看电影,瞥一眼屏幕,就能报出片名,像个扫地僧。教物理的蔡锦曦老师,上课不仅会讲物理定理,还会专门辟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大家讲物理史,讲物理学家是如何发现这个定理的——但郭初阳是尤为特别的那一个。

 

开学第一课,他让同学们投票,这本语文书中,哪些课文是不想学的,然后全班讨论,为什么不想学,最终筛掉了四分之一的课文。「这是他做的一个民主化的尝试」。一星期5节语文课,他顶多花3节讲课本,剩下的时间讲随笔,讲拓展阅读,有时是诗歌,有时是小说,有时看电影。

 

在课本之外,郭初阳给低年级学生讲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贾尼·罗大里的《水晶人》。故事讲的是在某个国家,有一个叫乔高木的水晶人,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看透他。当他说谎了,前额就会有个火球,当他有了秘密,胸腔里就有一个黑色的球在旋转。有一天,一位凶狠的独裁者当上了国王,人们开始变得沉默,学着隐藏自己,但乔高木依然是透明的,他的愤怒、谴责明晃晃地展露在众人眼前。后来,乔高木被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

 

郭初阳特意隐去了故事的结局,让学生们自己续写,孩子们写出了「越狱版」「起义版」「悲剧牺牲版」等多个结局,他一一点评,并提出鼓励,「大家的创意非常多」。最后,他才讲到罗大里书写的结局——一件特别奇异的事发生了,关着乔高木的小狱室墙壁变成透明的了,过了一会儿,整个监狱的墙壁全变成了透明的,他在想些什么,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乔高木虽然被锁链铐着,但却无比强大。「因为真理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强大,比白天更加明亮,比暴风雨更加可怕」。

 

郭初阳的课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审美和价值观。出去上公开课,他会给小学生讲里尔克的诗,那首《沉重的时刻》,他在许多学校都讲过,「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哭我。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望着我。」

 

课堂上,许多学生因为年纪太小,一开始并不理解诗的意思,还有人读着读着就笑了起来,但郭初阳带着他们反复朗读,读了10多遍,孩子们真的体悟到了「沉重」的感觉——这是郭初阳的教育理念,他很认同阿尔贝•雅卡尔《睡莲的方程式:科学的乐趣》里讲的那段话:「即使是最微妙的概念也可以很早就介绍给青少年,不一定非要让他们完全理解这些概念的所有细节,但目的是要激发他们的兴趣,朝这些概念指示的方向进一步探索。不是要详细地探索一个新领域,而是在这个领域里转一转激发他们的渴望,一种到了知识武装完备的那天更向前冒险的渴望。」

 

他会给学生看反乌托邦叙事的电影,比如《蝇王》。片子讲的是一群被困在荒岛上的儿童在完全没有成人的引导下,建立起一个脆弱的文明体系。最终,由于人类内心的黑暗面,这个文明体系无可避免地被野蛮与暴力所代替。

 

每节语文课开始之前,他还设置了「微型讲座」,按照学号进行,学生作5-10分钟的讲演,话题由讲演者自定,以下是他们班讨论的部分话题:我看《流行性物欲症》、爱情中灵与肉的区分、达利与超现实主义、你相信特异功能吗、记忆:唐山大地震、时间是什么、名妓与名士、李银河的同性恋研究、我对马加爵的评价。

 

毛明超是郭初阳在杭外的学生,在他记忆中,语文课总是飞快的,时间总不够用,郭初阳老师上着上着课,就说「我突然想到一本书……」或「某某某曾经说过……」,讲这些的时候,他总是要走下讲台,一屁股坐到某个同学的书桌上,右手只伸出食指,向他手指下面的空气敲打,时不时地呷口茶,然后走上讲台,用「郭体字」写下作者、书名、出版社,再继续上课。很经常的,他的课四十五分钟,连计划的一半都完成不了,于是他常常抱怨说「不讲了,不讲了,再讲下去课就上不完了……」。

 

关于高中语文课,仇晟记得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同学们时常因为某个问题吵成一锅粥,「但是郭老师在那边笑着,看着我们讨论」。他总是鼓励孩子们想得深一些,会用问题引导大家思考。一次,一位外地老师来学习他的课,做了统计,《项链》一堂课,他抛出问题共计157次。

 

那是2003年前后,论坛风行的年代,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的语文老师们会在教育论坛上传自己的课件,相互点评。郭初阳的《项链》一课上传后,「震惊」教育界。同行们在论坛里热烈地跟帖点评,大家用三个字来评价他的语文课堂——「革命性」。他也因《项链》一课,获得了首届全国中小学「个性杯」语文课堂教学大赛冠军。

 

大学同学、好友蔡朝阳说,「很大程度上,郭初阳找回了语文的尊严,找回了语文课堂的尊严。他赋予了语文课堂以学术的深度、理性的光照、自由的启蒙,以及民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语文课堂的文化品格」。

 

如果一定要以一个比喻来形容郭初阳,毛明超初三写的一篇随笔很恰切:许多语文老师和他们上的课是墙,郭初阳和他上的语文课是窗,一扇干干净净、透明的窗。


 郭初阳 



摸索

 

今年夏天,我在杭州见到郭初阳。他很好认,确如好友所形容的,「脑门宽阔,闪闪发光,常常开心一笑露出一粒尖利的小虎牙」。十多年前,他的学生毛明超在随笔里写他,其貌不扬,一年到头都是板寸头,穿着漫不经心,很少穿西服,一般来说是衬衫、牛仔裤或者休闲裤,外加休闲款式的皮鞋。如今也还是这样。

 

那天下大雨,他参加一席的演讲,讲了自己对于语文教材和语文教学的一些思考,虽然最后一个出场,他收获的掌声却是最多的。他的演讲和他的课堂一样,既有听者紧张思考的追随,也有不自禁的笑的穿插。

 

但在最初站上讲台时,郭初阳并不是现在这个自信的「郭老师」。他第一次当老师,是在杭州市翠苑中学,那时他20出头,刚刚师范毕业,还是「小郭」。翠苑中学是杭州一所很普通的小区配套中学,校名就是小区的名字。学校生源很一般,他带的那届共招了五个班,开学考试后还分出两个重点班,他执教两个普通班的语文。

 

初中的小孩很难教,一个班乱哄哄的四十多人,对新老师来说,维持纪律,让课堂顺利进行下去就是一桩难事。班上什么样的孩子都有,有一个孩子大脑发育不太充分,他也得带,这样的孩子教了一遍过一会又忘了,再讲一遍又忘了,只能安慰自己,教育的意义就是讲了就忘,忘了又讲。

 

因为缺乏教学经验,他走过许多弯路。刚当老师那会儿,他只敢按部就班,「勉强地按着教材上语文课,把自己和孩子们填进去就算完成了任务」,可心里总是不甘心,想要上一节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语文课」。

 

终于,某次班会课,他逮着了机会,左手抱书,右手提着录音机,走进教室就开始演说,「同学们,之前上那些课文的时候,我只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上今天这节课,我才算是一个老师。」接着打开《诗经》,读起了一首《考槃》: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诗念完了,又把录音机横在讲台上,向孩子们介绍瞎子阿炳,按下播放键,二胡声咿咿呀呀响起来,一个孩子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郭老师你在教些什么呀?听也听不懂的。」

 

这节课的挫败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至今都记得。如今他在平静中回忆,无论是《考槃》还是《二泉映月》,都是绝佳的教材,但因为当时自己太年轻,犯了许多教学方式上的错误,比如不应该把优秀作品毫无理由地叠放在一起,试图在一节课里完成,也不应该忽略孩子们的诉求和他们的认知水平。


 

幸运的是,他在翠苑中学遇到了两位指导老师,给了他许多教学上的帮助。

 

方顺荣老师,时任翠苑中学教导主任,一次课后,他在走廊上对郭初阳说了八个字,他至今难忘,「深文浅教,浅文深教」,这是方老师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王曜君老师,郭初阳刚毕业时,王老师是引进人才,浙江省教坛新秀,那还是板书时代,王老师会通宵备课,他上叶君健的《看戏》,到最后可以用简笔勾勒出淋漓浪花,将之前的板书全部融为一体,所有的学生都进入了文章的场景:潮在涨,没有谁能控制住它。这个一度平静下来的人海又忽然膨胀起来。戏就是在这时候要到达顶点……

 

在这两位老师的帮助下,郭初阳渐渐理清了思路,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他会带着全班同学一起阅读《小王子》,这本畅销全球的小书,不仅是给孩子看的童话,更充满哲理与思考,它阐释了孤独、友谊、爱情以及失去。

 

他还给孩子们分享自己很喜欢的电影,那是上世纪90年代,黑泽明的《梦》、伊朗电影《小鞋子》,都是他很喜欢的片子——从那时起,在郭初阳的语文课上,电影就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手段,一个让学生们认识世界的窗口。

 

那还是20多年前,当时翠苑中学教室没有多媒体,年轻的小郭老师就把这些电影转成录像带在教室放。当年的学生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郭初阳走进来,把灯一关,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里,在黑暗当中,所有人都盯着屏幕。

 

后来,郭初阳执教的翠苑中学第一届初三学生,拿到了杭州市中考语文的第一名。


 2019年10月6日,翠苑中学第一届学生同学会,郭初阳带着学生,还有学生的孩子,一起读《小王子》 


 

立体的语文

 

教育家蔡元培认为,教育分成两个层面:一是「现象世界」的教育,目的在于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服务于现实利益。另一个则是「世界观世界」,即人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还应有一种超越于现象世界的追求,也就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仰和信念。

 

北大教授钱理群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师?》。他认为,中学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应该给孩子以梦,给孩子一个『精神的底子』,这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

 

郭初阳一直在践行这种责任。他的语文课并不是扁平的,他致力于教给学生「立体的语文」。

 

阅读是他最看重的事。他鼓励学生大量阅读,很多学校请他分享教育理念,他总会提到一本书,叫《阅读的力量》,这本书是南加州大学教育领域的荣誉退休教授Stephen D.Krashen写的,书很小,只有163页,附录的参考文献和索引就占了13页。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叫FVR(Free Voluntary Reading),翻译成中文就是「自由自主阅读」。所谓自由自主阅读,就是没有压力的阅读,没有任务的阅读,没有课后练习的阅读,不需要考试的阅读;想读就读,不读就不读;想读漫画也可以,想读奇幻类的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坐在马桶上读也可以。这样的阅读,恰恰是最有效的学习语文的方式。


《阅读的力量》


郭初阳把这种自由阅读视为马拉松,「应试阅读像跨栏跑,一个马拉松跑得很好的人,在没有接受任何跨栏训练的情况下去参赛,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但马拉松和体能训练肯定能给他打下很好的底子」。

 

他上课大多都会准备「阅读材料」,比如讲川端康成《父母的心》一文,讲到亲子关系,他就准备了6篇阅读材料,分别是周作人的《小孩的委屈》, 纪伯伦的《先知·论孩子》,川端康成的《母亲的心》节选 ,列王纪里的《真假母亲》 ,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以及川端康成简要年谱。

 

其中刘以鬯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详细地描写了母子送别的场景,摘录如下——

 

天色阴暗,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母亲先将一卷钞票塞入我的衣袋;然后紧握我手,跟着黄包车在人行道上奔跑。「阿妈,」我说,「回去吧!」车夫逐渐加快脚步,母亲不得不松手。车夫将车子沿着胶州路朝爱义路拉去。拉了一段路,我回过头去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继续跑了几十步,我回头观看,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车夫将车子拉到爱义路口,转弯。我乘此侧过脸去眺望,母亲依旧站在人行道上,向我挥手。

 

——讲到这里,郭初阳对学生们说,「这是我在现代文学当中看到的,最有力量的重复」。

 

在中学阶段,他就会给学生上写作课,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叫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先是模仿,模仿张爱玲的短篇《爱》,模仿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或者就摘取《追忆似水年华》里玛德琳蛋糕那一段,让学生写一个能够唤起记忆的小东西。

 

模仿过后,难度升级,他有的是玩法。他布置过「顶针故事」,顶针是一种修辞,前一句的结尾就是后一句的开头,他让学生自己找拍档,只有一个要求,前面那个人的结尾是你的开头,内容不限,文体自定。最后交上来的作业他都吃惊,班上有同学结为四个小组,做了一个连环顶针故事,A的结尾是B的开头,B的结尾是C的开头,C的结尾是D的开头,但是D的结尾又回到了A的开头。

 

他还布置过一篇随笔,题目就四个字,随便写写。学生一片叫苦,「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难的东西」。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把学生们的随笔集结成册,经过民主投票,同学们将这本「班刊」命名为《芦苇》。

 

在郭初阳的教育构想中,语文教育不仅局限于语言和文学,它还包括德育和美育。他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曾说,「现在的中学开始高谈爱的教育,暗行酷的教育,匮乏性的教育,遑论死的教育」。

 

为此,他鼓励学生自己去办「性教育主题班会」。大家先检索资料,他会帮忙买一些书籍。同学们上网检索,无法避免地会进入到一些黄色网站中,这些高中生会开始思考:为什么倡导正常的性教育的网站寥寥无几,而色情图片与广告却充斥着各个网站?这些再正常不过的困惑,却只能做贼似的悄悄地提出,再悄悄地得到答案。为什么会这样?

 

关于性,班上每一位同学都提出了自己想讨论的主题,最后投票得出班会上讨论的四大块内容,分别是:自慰、性交与避孕、同性恋、社会环境与社会责任。他们自己制作PPT,两位同学还现场演示了避孕套的结构原理和用法,「就像学会如何使用灭火器一样」。

 

一位名叫李若云的同学记录了这次班会,她是这么写的: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开始,一个尝试。相比西方国家那些早已完成性教育的同龄人,这也许来得有些晚,这个同龄人的讲座,相比那些性心理教育专家,也显得粗糙,但是至少我们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我们有勇气坦率地、公开地讨论性,并且对此发表意见,这也应该是「活在真实中」的必要内容吧!

 

这堂特殊的班会课,吸引了许多人,同年级的同学听说了,也想来参加,年轻的数学老师,也悄悄地走了进来,静静地听到结束。

 

郭初阳还会鼓励学生给《南方周末》投稿,他告诉孩子们,「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从2011年到现在,郭初阳的学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几十篇稿子。主题很多样,比如「路旁的梧桐树为什么要把它砍掉」;「公交车可不可以停得离站台更近一点」等。

 

他还和学生们一起排过《雷雨》的话剧,那半个月,同学们每天用碎片时间排练,熄灯了还在继续对台词,连平时开玩笑也用台词,说话一不小心就带出了话剧腔。演出闭幕、奖项宣布结束后,已近十点了。郭初阳走出小剧场,身后山影模糊,抬头星光满天,他长长吁出一口气,心中流动的,确如曹禺所说,「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


 班刊《芦苇》。这个班还有自己的班歌,名叫《假小孩的糖开水》 



滋养

 

走近郭初阳,你会发现,他与语文的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他是好的语文教育的传授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郭初阳的妈妈就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也是他的启蒙老师,一年级时,妈妈教他拼音与造句,直到现在,他都保留着一本当年的作业本,封面上的名字是妈妈替他写的。

 

再长大一点,四年级时,他转学去了保俶塔小学。那所小学很漂亮,距离西湖只有两三公里,里头有密密的梧桐树,学校在一个小弄堂里,弄堂的名字很美,叫桃花弄。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师邬锡宜。

 

邬锡宜老师清瘦而朴素,她眼神温柔,却有一种力量,走进教室,左右望一望,教室马上就安静下来了。郭初阳是转学生,刚到保俶塔小学,也没什么朋友,他喜欢一个人在教室玩,还给自己发明了一个游戏:把一枚硬币平放在课桌上,捏着另一枚,眯着眼瞄准了,放手让它落下去,看能不能打到桌上那枚,偶尔命中,随着轻轻「叮」的一声,滚到地上去了,再捡起来继续新的一轮。

 

他能感觉到,总有一个眼神在默默关心着他。邬老师给过郭初阳很多次肯定,有时是因为一个成语,有时是因为别的。郭初阳还记得,有一天,他一个人在玩游戏,听到讲台那边有人说了一句,「这个伢儿心蛮静的」,是邬老师的声音。

 

现在想来,邬老师的教学颇具前瞻性,1983年左右,她就自创一门信息课,每周末回家,每位同学都要收集一个信息,下周在班上分享。

 

这些四年级的小娃娃,有的去图书馆,有的看电视,每到信息课,大家都好踊跃,郭初阳记得,自己讲得最好的一次是讲鸭嘴兽,当年有个同学叫陈鸣鸿,他分享了哈雷彗星将于1986年2月9日回归的消息,还登上了当地的报纸。

 

1983年,中国尚未发出第一封国际电子邮件,尚未获准加入互联网,可邬老师却告诉孩子们,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

 

邬老师重视写作。每次习作批改完,她都会挑一些优秀作文出来念,郭初阳作文写得不错,她印象很深,这个学生,个子小小的,坐在前排,一念他的作文,「他就是这样(缩起来状),很腼腆。」

 

我和邬老师在一个阵雨天见面,能感觉到,她是那种很爱孩子的老师,她的爱温柔且平均,就比如念作文这件事,其实郭初阳每次写得都不错,她却不会次次都念,有些同学成绩不好,稍微写了一段好的句子,「我就要读,我也在欣赏」。她也不会区别对待学生,家里穷的富的,她都喜欢,当时班里有个同学因为贫困准备辍学,邬老师去家里请了3次,最后这个孩子一直念到了高中。


 一次聚会中,郭初阳拍摄的邬锡宜老师 


邬老师陪伴郭初阳度过童年,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语文底子。等到了大学,他又遇到了黄岳杰老师——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校园戏剧耕耘者,学生们喊他「老黄」。

 

郭初阳认识老黄时,是1992年,黄老师还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是郭初阳的任课老师,却是大学时对郭初阳影响最深的老师。老黄是一个很随性的人,一到暑假,包一背就出去了,到处旅游,郭初阳入学那年,他同太太结婚,没办婚礼,旅行结婚,出去了一趟拍了好多照片,回来做了一个展,他和郭初阳在展览上认识。

 

这对师生经常聊天,聊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他们总有很多话说,「反正围着操场一圈一圈这么绕着走」。

 

老黄带着郭初阳走进了文学的大门。图书馆、湖边的三联书店,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当时杭州有个特价书店叫「南华」,那家书店的老板对郭初阳印象极深,据说,郭初阳去南华淘便宜书的时候,计量单位是捆。「他那个哪里叫买书,他是批发书」。

 

老黄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一次,他去书店里买书,排队付账,看到前面一个人买了两摞书,书买得有点杂,但很明确,都是他评价体系里的好书,「这可能是一个在读博士」,他想。等对方结完账,他就听见,「哎,黄老师」,声音轻轻的。那是郭初阳。

 

老黄是一个纯粹的人。近3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做校园剧社,不计工作量,没有报酬。他是杭师大校园剧社的创办者,他给这个组织取名「流霞」,寓意是,「云是平凡的,当它被奇异的光亮照亮时,就会有色彩斑斓的呈现」。他认为,人的一生,如果沐浴到了文学和戏剧中的艺术光亮,生命也就更亮了。

 

郭初阳在很多个场合都说过,老黄是整个大学四年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蔡朝阳也说,中文系本科的四年,他心怀感恩,在这里,他养成了安静读书的习惯。因为有老黄,有这些书籍,他开始自我启蒙,开启孤身一人的精神旅程,「从一个野蛮的乡村男孩,成长为一个保持独立思考的个体」。


 黄岳杰老师在流霞剧社    罗芊 摄


选错并保卫

 

郭初阳很喜欢博尔赫斯的诗歌《棋》,里边有这么一句:他们不知道/是棋手那杰出的手/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他也是万千棋子中的一枚,成为语文老师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

 

郭初阳小学时拔尖的是数学,那会儿有珠算课, 每天都得背着算盘上学,一根带子穿起两头,斜挎在肩上颇为威风,仿佛一杆冲锋枪。他的算盘打得飞快,从一加到一百,常常第一个完成。毕业后听说他当了老师,好多小学同学理所当然地以为,那必然是个数学老师。

 

高中时,他感兴趣的是考古和医学,可惜高考没考好,报师范院校可以加10分,于是填了杭州师范学院,分数出来一看,450分,加上10分,正好就被录取了。

 

他是有文学梦的那类年轻人。在杭州师范学院念书时,郭初阳身边有个小团体,四个男生一个女生,都是热爱文艺的青年。大学时,郭初阳很喜欢《红楼梦》,很多个晚上,寝室熄灯了,蔡朝阳还扒在窗户上,拉着他「再聊会儿」。他们听摇滚乐,崔健到浙江省体育馆开演唱会,开了三天他们就听了三天,价票太贵,那就等开场之后进去,票就便宜了。他们每周都去湖边的三联书店,那是独属于他们的精神暗号。

 

直到现在,这种文艺气息都没有消逝。在绍兴,蔡朝阳同我谈起他们的大学生活,讲到有一次出去玩,很随意的,他描述了一个特别诗意的画面:「我们去西溪,那时候还不是国家湿地公园,蛮荒僻的,我印象很深,一条木船在水里面划,两边有乌桕树,我们是冬天去的,一棵非常高的柿子树,柿子都掉光了,上面只剩下一个鲜红的柿子,在树顶上。」

 

包括那位小团体里唯一的女生金铃,我们一起吃饭,一碗玫瑰冰粉端上来,她尝了尝,感觉玫瑰花直接吃口感不是很好,很干,应该带一点玫瑰香气就行。很自然的,她就讲起了《红楼梦》里贾母想听笛声,「叫一个人爬到后面的山上,在有月亮的晚上,在后山上,远远地吹,顺着风飘过来一点就可以了」。「贾母是生活家。」她说。


 大学时代的郭初阳和好友 


这些怀揣着文学梦的年轻人,在20出头的年纪,没有人甘于去做一名「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想离文学更近一些,他想考研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但失败了。蔡朝阳也不甘心,他热爱写作,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可现实是,这五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一毕业就被分配,通通成了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被分配到社区中学,蔡朝阳更是远在绍兴,他在文章中写下:「我蜗居绍兴,就像离开了一个场,独自品尝着理想主义的溃败。」

 

那是一段失落的时光。郭初阳给我分享了一封他在1999年写给蔡朝阳的信,行文中溢满惆怅,明明是春天,信里却写:四月的太阳疏朗地照着,操场边上一株桃花已将残红拂了一地,寂寞的一围。依稀可以听到三楼一间教室里的诵读,缓慢而陈旧,与四月间弥漫的蓬勃生命力并不协调。

 

但在缓慢的摸索过后,这群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语文教师是有一方天地可为的。当年的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个高个子男生成了中学校长,女生成了语文教研员,而郭初阳和蔡朝阳,都在公立学校做了十几年语文老师,然后辞职,一个做独立教师,另一个做儿童教育。道路不同,而精神共同体尚在,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突围。

 

周霖超成了中学校长,我们在萧山一所即将竣工的中学施工现场会面,他同我讲了许多语文教学中的困惑与无奈,科技发达了,学生反而更累了,他上中学时,八点半就上床睡觉,听《小说连播》,现在的孩子写作业到十点。一切都数据化了,电子阅卷后,每道题的得分率一目了然,他经常在改作文时感觉悲哀,市面上有一本优秀作文选,第一篇文章讲的是盲人盖井盖的故事,一次大考,许多同学都化用这个故事——他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平衡语文的「工具性」和「文学性」,在夹缝中寻找一些呼吸的空隙。

 

金铃,杭州市下城区语文教研员,需要指导任课教师任课。她曾主动申请到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教学一年,带孩子们看电影、读书,给他们美的引导,一年过去,那个班的学习成绩进步非常大。她想身体力行告诉一线教师,强行抓应试不是语文的出路,语文应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郭初阳做了12年公立学校的教师后,又做了12年独立教师——离开杭州外国语学校后,他创办了自己的教学机构「越读馆」,在这个小小的课外机构,他每年教几十个孩子的语文,他们有些是初中生,有些还在小学,这个课堂不主张简单复制、分数追逐和短暂的功利,而是希望学生能在课堂上享受健康、智慧、灵性和快乐。

 

在越读馆,郭初阳不仅在杭州授课,还会带孩子们出国游学,他们去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去斯坦福大学,去瓦尔登湖。去瓦尔登湖那天,郭初阳带着孩子们在湖边安静冥思十分钟后,才开始环湖。

 

一个孩子在随笔中记录了那十分钟自己的心情: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踪迹;同样的是,心灵的行程也留下了路线。我再也不愿意下到舱底去了。这十分钟是个凉丝丝的烙印,想甩都甩不掉的。

 

回国后,郭初阳将孩子们的随笔集结成书,书名叫《从西湖到瓦尔登湖》,在这本书的封底,他写道:为什么少年特别需要旅行?因为旅行是亲历,是解放,是绝佳的教育。

 

当语文老师25年了,郭初阳如此评价自己的语文教育生涯:选错并保卫。刚毕业时,他只想「逃跑」,现在却觉得,「老师或者说语文老师,简直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郭初阳在读书会上



种子

 

今年5月,我和郭老师在杭州见面,恰逢两位翠苑中学曾经的学生来看他,我听他们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天。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下午,当初「小郭」教他们的时候,才26岁,现在两位学生都36岁了,他们坐在一起闲聊,谈到了卢梭、鲁迅的《故事新编》、BBC纪录片《文明》。

 

那两位学生,一位叫房涵,另一位叫高铭,郭初阳只教过他们一年。回忆那一年,房涵用的是「明媚」这个词,他们虽然在一所很普通很普通的中学就读,但因为遇到了好老师,「色调是明亮的」。如果非要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他说,不是粉红色,「是橙色的」。他们的中学是橙色的。

 

房涵现在做动画,他36岁了,说起话来还像个高中生,和高铭两人一动一静,对比极为明显。关于郭初阳带给他们的影响,房涵是这样说的:「就很神奇,这一年至少对我个人或者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班都很奇妙,就好像埋下一个种子。就感觉这个班整个风貌不一样了,会多想一些,包括后来大家从事各行各业,都挺有想法的,没有特别随波逐流的人。」

 

而郭初阳记得的是,中学毕业那天,毕业典礼结束大家都散去了,到处都乱哄哄的,教室也乱哄哄的,等郭初阳从办公室收拾回来,他发现,「一位老兄留下来把教室打扫得很干净」,那个人是高铭。

 

高铭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到现在话也不多,他做质检工作,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郭初阳记得,他和高铭时隔多年第一次重逢,好奇对方最近在读什么书,高铭的回答是,《社会契约论》。

 

在郭初阳教过的学生里,杭外的学生们无疑是幸运的。和他们交谈,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词,「奢侈」。他们没有面临激烈的高考竞争,奢侈地进行教学探索。他们知道这样的环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难得的,甚至是「羞愧的」。他们中很多人其实不太愿意畅谈自己中学时宽松的环境,「那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但他们愿意谈到郭初阳。

 

林子人是一位文化记者,也是郭初阳当年在杭外带的学生。他们相识于初一,那时林子人刚上初中,刚离开「不停划中心句,概括段落中心思想」的小学语文课堂。郭初阳的语文课让她感觉很新鲜,课本只上一半,剩下的都是自选教材,语文课一下变得好玩起来,她甚至每天都很期待,一上语文课就「特别特别开心(笑)」。

 

后来,郭初阳成了林子人的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也正是那三年,给了林子人「精神的底子」。

 

「我会觉得普通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它太过黑白分明,太过强调事情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林子人记得,在郭初阳的课上,他们经常讨论社会事件,各抒己见却相互尊重,这个班的学生从不轻易批判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

 

郭初阳会鼓励学生去接近「真实」。他还曾让学生们分小组,每个小组写一篇深度报道。林子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写的是什么了,但郭初阳记得,她们那个小组写的是杭州基督教生存状况。


 郭初阳和学生在课后讨论  


谈到这位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林子人也提到这个词:种子。郭初阳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给她埋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教会她,独立思考,看到事物的复杂性,世界很大,不要局限于眼前的东西,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与社会共情的人。在这个班级里,每一个学生都是未来世界的小小公民,正如郭初阳为这个班级选择的班训:认识你自己,爱你的邻居。

 

回忆高中生活,毛明超首先想起来的是「那种阅读的氛围」。他记得一些书,如果不是郭初阳,那个时候他是不会读的,比如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他记得自己高中不仅读鲁迅,还读林贤治写的《人间鲁迅》,以及《鲁迅的最后十年》。

 

他至今都很感激的一件事是,在中学时代,他就领略到了阅读的快乐。那时,他们会办「写作大赛」,每个人写一篇关于文学的论文,毛明超写的是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研究了里面的叙事手法。

 

这本书是他在熄灯后读的——当时他住校,宿舍在一层,窗帘拉不严实,如果开台灯的话,保安叔叔看见会来敲门,他把衣柜门拉开,把台灯放在衣柜里面,这样的话,外面就看不见灯光了。那个夜晚,他被这本书精巧的叙事结构深深吸引,关于那本小说的情节,他一个都想不起来了,可那个读书的场景,他至今难忘。

 

他很庆幸,自己在高中的时候,能拥有那样一个瞬间或者一段时间,可以暂时忘记做题带来的厌倦感,安静地读书。那些漫无目的看书的下午,「虽然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好像得到全世界」。

 

毛明超现在是北京大学德语文学方向的老师。他能感觉到,现在的学生都很实际,从大一进来,就开始规划大四的出路,他们会想暑假去哪实习,大一先把四六级考了,不仅没有时间,更没有心境,「去阅读那些跟绩点无关的东西」。他曾试图给学生列书单,但发现在进入大一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他的书单就只能给自己看了。

 

看这些学生的论文,毛明超感觉心疼,许多学生没有读文学的sense,止步于故事情节,或止步于描述人物行为,没办法分析或理解作者想借此传达的,无论是情感还是思想。最关键的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

 

在这样一个万物都讲求有用的时代,那样一种无目的、非功利的阅读思考太难得了,正因为如此难得,他会觉得,「很怀念那样的时候。」

 

其实毛明超也说不上来,遇见郭初阳,和现在做这份工作,中间有无绝对关联,但他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其实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郭初阳在杭外教的那批学生,也都30多岁了,这些学生大多毕业于一流学府,外语出众,找到一份世俗意义上的「好工作」不是难事。但观察他们的人生选择后,不难发现,他们都在努力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郭初阳,毛明超不愿把他放得太高,他觉得郭初阳在他们的生命中起到的是一种「放大的作用」。郭初阳会放大他们内心当中追寻意义的冲动,「他会给我们辩护,因为这件事情有意义,所以你们要去做」。

 

如果没有郭初阳,毛明超可能还是会读威廉·福克纳,但可能不会看得那么痴迷,「如果没有郭老师,我们最后可能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们会多一些纠结,或者中间多走一些弯路,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自信或者说没有那么坚决」。


 2021年5月24日,郭初阳与房涵、高铭聚会   罗芊 摄



「Blowin' in the Wind」

 

和仇晟见面那天,他执导的真人短片《生命之歌》刚刚获得了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奖。他是个理科生,大学念的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专业,现在是一名青年导演。之前,他的处女作长片《郊区的鸟》获得2018年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关于郭初阳老师对他的影响,仇晟的答案很明确,「走上电影这条路,与郭初阳老师有关」。

 

仇晟还记得那个场景,一节语文自习课,郭老师在小教室里放《黑暗中的舞者》,那个片子对他的冲击特别大,看完电影,同学们都走了,他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坐在那儿哭。这部电影不同于他之前看过的所有电影,完全跳脱了通俗电影的范式。

 

还有一次,是高二排《雷雨》,他在里面做主演,演周朴园,同时也兼导演。当时排《雷雨》,他用了一个非传统的排法,为了压缩时间,他想了个办法,舞台左侧跟右侧同时进行,两端对话,先是左台灯亮,左边说几句,接着右台灯亮,右边说几句,算是初步的电影化的尝试。当时郭初阳并不指导仇晟那个班,他只是来旁观,看完散场,郭初阳在走廊里把仇晟叫住,很兴奋地跟他说,「那个点子是不是你想的」。这是这对师生的默契,聊完之后,他还拍拍仇晟的肩膀,说「仇晟很棒」。

 

作为青年导演,仇晟在很多次采访中被问到电影启蒙相关问题,他都会讲到郭初阳老师,他也不知道,这些采访郭初阳有没有看到。那些感谢的话,仇晟当面都没说过,就像他们曾经都很喜欢的那首歌,「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在风中飘荡。

 

他们之间保持着那种最理想的师生关系——高山流水,亦师亦友,平时也没什么联络,但有事却可以直接找对方。仇晟要选小演员,会直接给郭老师发微信,郭老师想组织一次小学班级聚会,也会请仇晟想想点子。

 

郭初阳组织的那次小学班级聚会,就是为邬锡宜老师筹备的。邬老师今年70多岁了,精气神还是很好。她也许是保俶塔小学最令人羡慕的老师。她只教了20多年书,剩下12年时间被校长分配去办厂,却有最多学生回来看她。

 

她教的第一届学生都60多岁了,在她生日那天,悄悄买了蛋糕,给她惊喜,她当时眼泪就出来了,「没想到他们对我这个小学老师印象嘎深」。还有许多学生,隔两三年就来看看她,她很感动,他们会一起戴上红领巾出游,学生还给她自制了「终身成就奖」的奖状。


 邬锡宜老师和学生们一起郊游,学生们给她自制了「终身成就奖」的奖状 


郭初阳提到一件事,那次小学同学聚会,一位走过歧路、入过狱的同学,那天却玩得特别开心,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了,吃过饭还组织大家一起去唱歌,四五十岁的人了,就是舍不得跟同学分开。这是邬老师的力量,她总是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在郭初阳所在的小学班级,曾有同学把邬老师的一段音频传到班级群里,一位名叫滕群雷的同学说,「听邬老师讲话,要哭的」。

 

邬老师现在是郭初阳口中的「老太太」,他们平时不怎么联系,但郭初阳每出一本书,都会送去给老太太看。他的每本书,老太太也都认真读了。邬老师还看了郭初阳上课的视频,看过后评价:「你的课上得真是好。」郭初阳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过一篇关于邬老师的短文,被老太太发现了,挨了顿数落:「耶个小鬼,给我写篇文章,我要出名啦,下次不准哦。」

 

当老师就是这样一件事情,黄岳杰老师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每天埋头种种种,有一天不经意回头一看,后面绿树成荫」。

 

前段时间,杭师大的校长让黄岳杰统计一下这些年他做剧社的成果,有老师帮他发了抽样调查——他们随机调查了流霞剧社出去的140位学生,发现其中有约70位成为了语文教师,在这70位同学之中,有25位同学在自己执教的学校成立了剧社。这些中学教师,将剧社带到了温州、湖州、衢州——好多地方黄岳杰都没去过,但剧社在那边重新开花了。

 

黄岳杰将此视为一种浪漫,「如果自己人生经历过这些美好,慢慢能够将它跟孩子们一起分享,能够带他们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去,你说这算罗曼蒂克吗?」

 

他记得,有一次谢幕后和学生们去食堂吃宵夜,校长也在,他点了一份面条,上面有一大块肉,有个学生很自然地走过来,把肉夹走了。那时老黄胰腺炎,不能吃油腻的东西,校长看了都说,「黄老师我真羡慕你,这是只有女儿才会做的事情。」

 

还有一次,有学生回学校办事,遇到老黄,说了一句话,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学生说,我们学校自我们毕业后三易其址,令我们这些回到杭州的人总是找不到家,幸好黄老师在,黄老师在哪里,母校就在哪里。听到这句话,老黄心里边突然觉得,那些苦哈哈的事情算什么呢?他有时候会跟好朋友说,你们知道吗?我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最理想的一种人际关系。

 

但这些话老黄都没有跟郭初阳说过。他们是君子之交,一年难得见两面。在老黄看来,郭初阳这样的学生是师范大学应该培养的目标,好的语文老师应该有一种气质,那是一种天真的,有能量的,「会突然间冒出来那种小孩一样的东西」,郭初阳身上就有这种气质。

 

今年夏天,郭初阳决定休息一段时间,暂时离开教育一线。最后一讲下课后,他收到了许多礼物和花朵,回到家整理教案,才发现里头有一张折叠着的小纸片,打开一看,是一段留言,不知是昨天课前什么时候,有人放在讲台上的,参差的段落仿佛一首散文诗——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时不情不愿的表情

我也一定会记住我最后一次离开这儿的表情

……

我会珍藏这段奇妙的友情

不问归来何时

何惧华发苍面

一日为师

终生为师

也必终生为友

谢谢您

郭老师

 

郭初阳将它摊平放在灯下读了好几遍,这张有着交错折痕的小小纸片,就像颁给他二十多年教师生涯的一份荣誉证书。

 

巴赫曼先生的孩子们也要毕业了。在纪录片的最后,这个头上永远戴着毛线帽的老师和同学们围坐一圈道别,学生和他握手、拥抱,然后一一走出教室。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同学送给他一顶帽子,是保加利亚国旗的配色,巴赫曼先生收到后立马戴上,「哇,从此它就是我最爱的帽子了!」

 

等孩子们都走了,教室空了,镜头里只留下了一个彩色的后脑勺。最后一个学生也唱着自编的歌曲离开,巴赫曼先生抬起左手,默默擦了擦眼角。那个学生唱的是:「从前有一个巴赫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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