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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 刘玥晴)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画院换届大会3日在北京召开。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常务副主席秦博勇，副主席孙东生、李世杰出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主持。秦博勇在致辞中指出，民建中央画院自2009年成立以来，在发挥艺术优势、凝聚政治共识，配合民建中心工作、助力履行参政党职能，丰富民建文化底蕴、扩大社会影响，培养书画人才、助力会内书画家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确保画院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助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期待画院赓续优良传统，展现时代风貌，为民建成立80周年献礼。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受邀与会。他表示，民建中央画院已经成为一个汇聚艺术精英、孕育艺术佳作的平台，以及民主党派传承民族文化、推动艺术创新的重要艺术方阵。画院成员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文艺工作者，要时刻铭记自己的双重身份，不断推进思想境界与艺术创作的双重提升。大会公布，于永茂为民建中央画院院长，陈春勇、曹郁为画院常务副院长，万山河、王元石、石丽萍、乐震文、阳满弟、张翔得、陆大有、罗韬、赵保乐、喻冬华为画院副院长，曹郁为画院秘书长(兼)。会上还宣读了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和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并颁发聘书。当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分党组书记徐里、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申万胜、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卢禹舜出席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画院院士100余人参加会议。民建中央机关秘书长、副秘书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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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善用“大思政课”，统筹挖掘思政教育资源，汇聚育人合力，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大格局，是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有效路径，也是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关键之举。“大思政课”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指明了方向。伴随信息技术的日益变革，学生在纷繁的信息中容易受到多元化观念的影响，高校在落实铸魂育人使命上面临更强的紧迫感和危机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如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大思政课”建设为新时代思政教育厘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基于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和时代发展规律，在教育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构筑合力育人格局、丰富课堂知识体系、创新授课方式方法、拓展实践平台，在“大思政课”建设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中，“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大思政课”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提出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我们要引导大学生在“拔节孕穗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高校思政教育要落实“大思政课”理念，有效推进“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的密切联动，让思政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聚焦思政教育的重点、热点、难点、盲点，实现深、透、活的全面性需求，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坚定“四个正确认识”，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勇担责任使命，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大思政课”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提供新动力。从“包干责任田”到“育人共同体”，“大思政课”通过牢牢把握时代变化规律和学生特点，开拓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新模式新内容，完善教育教学评价机制，提高思政教师教书育人基本功等方式，有效解决了“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式导致的针对性不强、亲和度不高、感染力不足和理论实践相脱节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思政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为思政教育注入新的动力源泉，使其更具思想性、理论性和温度。促进高校思政育人体系全面化、立体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大思政课”是对以往思政育人体系的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全方位、多领域、多主体的资源调动使得高校育人体系更加全面和立体。在家庭、社会、学校的协同配合下，高校要引导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四个自信”，廓清思想迷雾，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构建新时代具有大情怀、大担当的立德树人大格局。推动高校思政育人模式多元化、创新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这对“大思政课”的内容呈现和模式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一是要将思政教育由校园延伸至社会，引导学生深入社会生活，用眼睛发现中华文化的魅力，用心灵感受中国精神的伟大力量。二是要将思政教育由传统课堂拓展至新媒体场域，搭建数字化思政平台，拓展教育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提高思政教育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三是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将思政教育素材与现代技术手段有机结合，以增强内容的动态性和趣味性，消除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距离感，切实提升育人实效。增强高校思政育人目标精准化、时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高校思政育人的任务目标必须回应当前中国和世界的时代需求。“大思政课”建设应从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三方面精准把握育人目标。在知识视野的广度中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核心要义、深刻内涵和科学体系，广泛结合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引导学生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国际视野的高度中着眼“两个大局”，以国家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局势深刻变化的生动案例，引导学生以更开阔的思维塑造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在历史视野中以准确、完整、辩证的视角解读历史，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把握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聚焦“讲知识”和“立信仰”相衔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阔步向前，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发展。高校思政教育要在与时代发展同向同行、与党的创新理论同频共振中汲取精神动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根基，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力，使思政课教学内容贴近学生实际，使学生受益，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整合教育资源与协同育人，坚持“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增强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学生、课内与课外的联动，以提高思政教育的亲和力与针对性，实现入脑入心、走深走实的效果。一是推进校园、课堂、家庭和社会的融合。二是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发挥专业课程育人作用。三是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延展课外时间和空间维度。四是拓展线上教育平台，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助力“学生主体”和“教师队伍”双向奔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在持续推进的教育教学改革中，一方面，教育工作者要找准思政教育的症结，关注新时代学生发展需求，将诗词典故、生动案例、历史故事、时事热点等融入思政教育过程，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讲道理、述思想，以有温度、有情怀的表达方式引共情、树信仰；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提升学生话语权，积极调动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理性表达个人认知体会，激发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多向探究的主观能动性，着力建设师生联合的新媒体平台，构建思政教育共同体，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生力军作用。(申健)
网上赌彩官网“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就是想睡觉。”天气越来越冷，被网友戏称为“赖床的季节”来了。大家在诙谐地给“赖床”找借口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床”的重要性。但现代人可能想不到，极其私密的家具——床，曾经是古人重要的社交场所。事实上，床像所有物品的产生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而来。1928年至1930年，考古学家在公元前3200年的苏格兰奥克尼群岛村庄遗址中发现了民居中的床，这时期的床无论是石质还是木质都有一个关键性的创新——有床腿。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防潮问题，让睡眠更舒适。早期的埃及床也基本是同样形制。1922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公元前1341年至公元前1323年)生前使用过的床。床由乌木制成，表面覆盖着金箔，彰显了主人生前的尊贵与奢华。在我国，床的发明专利被赋予了传说中的人物神农氏：“神农氏发明床……吕望作榻。”另外，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床”这个字，多数学者认为字形像竖立的床。甲骨文中的“疒”(音nè)，字形像一个生病的人躺在床上的样子。因此，有人认为当时的床不是一般人用的，只有人病了、老了时才用。在《诗经·小雅·斯干》中，人们找到西周时期关于床的文字：“乃生男子，载寝之床……乃生女子，载寝之地。”意思是如果生个男孩，就让他睡在小床上……如果生个女孩，就让她睡在地板上。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床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文物工作队陆续在信阳长台关发掘了两座战国早期的楚国贵族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张漆木大床，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床。当时，讲究“事死如事生”，不仅随葬品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很多物品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这张出土的漆木大床长225厘米、宽136厘米。床身是用方木棍做成的长方框，再在横撑上铺有竹片。床身除了四角的四条床腿，床两侧正中还分别加设两条床腿，增加了床体的稳定性。床腿高17厘米，表面透雕两个相对的云纹。床栏是用竹、木条做成的方格，床两侧的中部各留出缺口，方便上下床。从墓葬规模和丰富的陪葬品来看，这样的床应是当时士大夫以上阶层所用的寝具。从这张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早期的床很矮。至于原因，有专家认为是因为我国早期建筑受技术所迫，房子的挑高有限，所以也限制了床的高度。也有专家认为，中国唐代以前是“席地而居”，人们大多席地而坐、席地而卧，工作、休息、饮食、歌舞、祭祀等都在席上，矮腿的床是为了与席地起居习俗相适应。汉代时，还有一种卧具“榻”常与“床”并用，故有“床榻”之称。东汉末年刘熙所著的《释名》中说：“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东汉服虔所撰《通俗文》记载：“床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这时的床和榻兼具坐具和卧具，床的体量大点儿、高点儿，榻体量小点儿、矮点儿。东汉有个名臣陈蕃，性情耿直，为政严峻。他平时喜欢结交有气节的人，为此，他专设一榻用来招待这些朋友。平时挂在墙上，一旦这些朋友来访，他就取榻共坐，谈笑风生，于是便有了“下榻”一词。在普遍席地而居的汉代，床和榻也都比较矮。作为重要的会客场所，床和榻往往被摆放在家中最重要的位置。床和榻的用途广泛，读书、写字、饮食、睡觉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床”特别强调其“坐”的功能：“安身之坐者。”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有一句“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意思是(焦仲卿)母亲听了之后(用拳头)敲着床大发脾气，这里的“床”指的也是坐具。那时，床主要用于坐卧，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私密睡床。《晋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尉郗鉴派门生到重臣王导家的子弟中挑选女婿。王导叫他自己去东厢房挑选。门生考察一圈回去对郗鉴说：“王家的子弟都很好，听到使者来，一个个都十分矜持、有礼貌。只有一个人在床上袒露着肚子吃东西，好像不知道这回事似的。”这里的床是一种可坐可卧的家具。郗鉴觉得这个人洒脱、不做作，便说：“这个人正是好女婿呀！”打听之后，才知道他就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有了“东床快婿”这个成语。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有一张很大的床，床体是箱式，四面都设有床栏板，正面的床栏板可以活动，方便人上下。床上还支设了幔帐。画中，两个人正坐在床上交谈。还有一种胡床，也是坐具。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推动了东西方农业、手工业的交流和发展。那些从西域传入我国的农作物、器具、艺术通常被冠以“胡”字，胡床就是其中的一员。胡床实际上类似折叠椅的坐具，因为便于携带，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目前关于胡床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后汉书·五行志》：“汉灵帝喜好胡服、胡帐、胡床……”从唐代开始，床榻普遍长了身量，床的高度和今天的床差不多了。家具中还出现了和今天形制差不多的桌椅。床的功能开始分化，一种发展为寝床，逐渐退隐卧室，成为专用的睡卧家具；另一种则是三面有围子的榻，后世归纳为罗汉床，依然留守客厅迎来送往，成为招待贵客的坐卧之地。南唐时期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出现了两处床榻组合场景。一处是主人宴请宾客，观赏演出，主人和重要的客人坐在三面围屏的榻上。榻后摆放的是三面围屏、幔帐围罩的寝床；另一处是主人和歌姬在榻上聊天，旁边摆放着幔帐围罩的寝床。从这些绘画中可以得知当时流行床榻组合，即摆放华丽的榻供主人与贵客坐卧，同时摆放专供主人休息的床。明代常见床榻类家具大致分为三种：榻、罗汉床、架子床。这时的榻通常较为狭长低矮，榻身没有任何装置，移动方便。罗汉床的特点是左、右和后三面装有围屏，主要用于短暂休息和待客，其实跟南唐时候摆在客厅正中三面带围子的榻差不多，就是体量上稍微小一点儿。它的功用相当于现在的大沙发，可以陈设在书房、客厅、佛堂等地，人们可以在上面坐、躺、倚着，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舒适性。罗汉床样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围子上，三面各有一个围子为“三屏风式”，由五个围子组成为“五屏风式”，还有“七屏风式”。架子床是对有柱有顶床的统称，唐代初步形成，明代发展成熟。架子床最基本的式样是三面设矮围子，四角立柱支撑床顶。架子床的四周悬挂帷幔，在卧室内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空间，夏日防蚊虫、冬天挡风寒，最重要的是能带给人安全感。拔步床是架子床中的“劳斯莱斯”。它由架子床和围廊组成，围廊中可以放桌、凳甚至马桶等小型家具与卫生器具，俨然是屋子里一间独立的小套间。因为最初多为富贵人家为小姐打造的婚床，小姐绕一圈约百步，因此被称为“百步床”，后演化为“拔步床”。拔步床不仅是主人睡眠的家具，更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其材质、工艺和装饰都体现了当时最高的制作水平和审美标准。在明代大贪官严嵩父子的抄家账本中，除了记载房屋田舍、金银细软，还详细记载查抄了“螺钿雕彩漆大拔步床52张；雕嵌大理石床8张；彩漆雕漆中拔步床145张。”床这种家具在巨贪抄家账本上要单成一类，这一点说明富豪之家的床非常贵重。清代的拔步床在风格上更加繁复和华丽，也更受当时富贵人家的喜爱。如今明清时期的床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受到众多收藏家和文化爱好者的关注和喜爱。2010年拍卖的一张明代黄花梨簇云纹马蹄腿六柱式架子床成交价高达4312万元；2015年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张清代黄花梨拔步床成交价2800万元。民间的床已经奢华到这种地步，那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的床呢？嘉靖年间刑部主事张合所撰的《宙载》记载了当时皇帝的睡床情况：皇帝睡觉的暖阁位于乾清宫后部，里面摆放了27张床。为什么要这么多床呢？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名堂制度”的延续，即《周礼》规定皇帝就寝的地方有很多处，根据节气变换，选择就寝的床；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27张床同时放下帷幔，图谋不轨的人无法知道皇帝当晚具体睡在哪张床，从而起到一定的安保作用。与明代万历皇帝同时期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有多张床，而且都是精心制作。那时很多欧洲床的四角竖立有雕花圆柱支撑着华盖，可以垂挂帐幔。当她从一座宫殿前往另一座宫殿，或从一栋豪宅前往另一栋豪宅时，最好的床总是伴她同行，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白厅，她倚靠在一张由混合木料制成的床上，把自己藏在用印度彩绘丝绸缝制的床幔后面。在里士满宫，她睡在一张船形床上，床边垂着“海水绿”色的床幔。无论女王在哪儿休息，她的床都是“国务床”，是国家权力的中心。王室公开卧室以及统治者在床上处理政务，是中世纪后期以来流行很长时间的一大欧洲特色。早在13世纪，法国的路易九世(公元1214年至1270年)时代颁布的一部法典规定：王室的床应当永远是国王进行审判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君主的床会放在一个有7级台阶的高台上。床上，国王或坐或躺；床下，高官重臣站，低级官员跪。君主制的森严等级制度随时随地得以体现。与康熙皇帝同时期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拥有至少25张不同式样的床。每天他在卧室奢华的床上治理国家、指挥军队。数量众多且奢华的床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君主高调奢侈的性格。他在长期统治期间一直在凡尔赛宫的卧室里举行宫廷仪式，他的日常起床仪式和就寝仪式都是他统治时期每天的重要内容。他的正式起床时间由卧室里的首席侍从掌控，时间大约是早上8点半，哪怕这时他已经醒来一阵了。首席御医和首席外科医生对他的身体进行例行检查，之后就会举行私人聚会。这个聚会只允许经过严格挑选的人参加，国王在这些人面前让仆人为他洗漱、梳头、剃须，为他穿好衣服，侍奉他吃早餐。在盛大的起床仪式中，国王的大管家、皇室仆人和宫廷的重要成员会见证床帐被拉开的一刻。相比之下，清代皇帝的床就私密得多。现在中国唯一能见到的清代龙床在故宫的养心殿。从雍正皇帝开始，清代皇帝都住在这里。养心殿后殿正房五间，次间两侧的房屋是稍间，皇帝的寝宫在东、西稍间。龙床靠北墙安放。龙床装设紫檀木镂空雕花的通顶木床罩，东西两侧分别镶嵌着玻璃水银镜。床上挂着丝罗帐幔，帐幔上绣着各种吉祥纹饰，上面挂着各色香囊荷包，荷包里装着各种香料。在整个紫禁城威严的氛围中，这张龙床略显低调。近代中国家具吸收了西方家具的优点，海派家具开始出现。海派家具的一大特色在风格上仿效西方家具，主要仿效英式、法式、美式和德式家具。另一特色是引进西方的床垫。1932年美国商人从美国运来全套先进的床垫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在上海设立席梦思床垫公司，生产软床垫。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软床垫生产企业。这种软床垫很快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热门之选。直至今日，仍有人以“席梦思”来称呼软床垫。可以监测睡眠质量的智能床、果冻一样柔软并完全贴合身体曲线的水床、打破常规布局的错位床……如今的床千姿百态，新产品还在源源不断被研发、生产出来。在床具蓬勃发展的同时，无论是简单实用的床还是奢华高端的床，都放置在私密的场所和领域，它所承载的功能重新回到了床的基本属性——寝具。公元974年，宋太祖赵匡胤让南唐后主李煜到宋朝的首都前来朝见。李煜担心自己被扣押，不敢去，就派大臣徐铉到汴京求和。徐铉在宋太祖的朝堂上反复陈述：李煜对赵匡胤非常恭顺，真心拥护宋朝的统治，本人没有来朝见是因为身体不允许，绝对不敢违抗赵匡胤命令，真心祈求不要再进兵了，放南唐一马，不要灭掉我们。赵匡胤听得不耐烦，按着宝剑说：“一姓天下，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很快，北宋的军队就占领了南唐，李煜只能“垂泪对宫娥”，在无限的屈辱中苟活，继续搞诗歌创作。宋太祖拿寝床比作自己的江山社稷，这个床显然是专供主人休息的私密场所。
